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日（十月十二日）上午会见传媒的开场发言

中国网络通讯社10月12日讯  香港政府新闻公报获悉，行政长官：各位传媒朋友、各位香港市民，早晨。今日早上我约见了立法会主席梁君彦，通知他我须要押后在立法会发表今年度、即是二0二0年《施政报告》，但押后公布《施政报告》并不影响立法会在二0二0至二一年度的工作。按《立法会条例》，行政长官每年须要在立法会一个会期指定某一日开始、某一日结束；就着二0二0至二一的立法会年度，我早前已经透过刊宪指定了十月十四日──即后日星期三──是本届立法会会期开始的日子。以往有一个惯常安排，就是行政长官在立法会会期的第一次会议发表年度的《施政报告》，但我想说这个只是惯常做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第一任特首董建华先生年代，应该有三份《施政报告》都是改于一月公布；而上任行政长官梁振英先生的五份《施政报告》都是于一月发表，所以并不存在法律问题。

我这次须要押后发表《施政报告》的原因是经过这么严重的疫情，大家现在期盼的，是香港如何可以走出经济困境，恢复我们的经济活动，以保住我们的就业。在这方面，大家都应该记得我于十月一日的庆祝国庆酒会上说过，事实上今日全球疫情仍然肆虐，很多地方每日的确诊个案都屡创新高，看来外围经济的复苏机会都会比较低，而且可能非常漫长；但反之国家在严控疫情后，我们已经看到内地经济已经快速地「V」型反弹，由今年第一季急速下降6.8%，到第二季已经上升了3.2%，而根据已经公布有关内地的月度数据，看来第三季的经济增长会进一步加快。当时我在该场合说，香港经济要复苏都是离不开中央的支持，我们要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特别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多为我们的企业、专业和个人寻找经济增长的机会。有了这份信念，我早前已经梳理了一系列的措施，要求中央考虑并作出支持。

我刚刚收到中央的通知，由于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不是单一部委可以决定，所以希望我在本月启程往北京──大概日子是十月下旬，即是说要在十月二十日之后──启程前往北京参与一些部委协调会议，以及一些个别项目可能需要行政长官亲自与相关部委研究，才能够得到中央最终指示这些项目和政策是否可以支持。有见及此，我觉得如果今年的《施政报告》发表能够包含中央支持香港发展的政策，对于香港市民恢复对经济的信心和对于为商业活动注入新动力都是非常有裨益。考虑到这个原因，我决定把今年《施政报告》的公布时间稍为押后。这个决定完全是为了香港的公共利益，我觉得是合适的。现时押后的时间有少许不确定性，因为要看看那些磋商和协调的进展如何，但我估计并争取希望在十一月底前能够在一日内──即一个星期三的立法会会议上──公布我在二0二0年度的《施政报告》。今早，我已经通知了梁君彦主席我的决定；至于主席决定如何处理本星期三的立法会会议，我想稍后主席会向大家交代。

与此同时，大家知道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四十周年；我于上周末收到邀请，请我率领一个特区政府代表团出席于十月十四日举行的庆祝大会，所以今日稍后我会率团离开香港去深圳出席这个庆祝大会。特区政府代表团成员包括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和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陈国基。大家都知道，在深圳改革开放这四十年来，香港可以说既是一个「贡献者」，亦是一个「受惠者」。我们的企业于早期到深圳投资；到中期作一个连系人角色，帮助深圳企业「走出去」，亦引入了一些资金；到近年深港合作更踏上新台阶，在创新科技、创意产业等亦有多方面合作。到今日为止，香港仍然是深圳最大的外资来源地，有大约八万家香港企业在深圳经营。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四十周年，香港能够率团参与，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我对于未来的深港合作很有信心，也抱有很大期望，希望在四十周年之后，深港合作能够再上新台阶。

记者：你好，想请问林太其实有甚么措施是一定要去北京与部委见面才可以协调到？会否可以透露一下？是否有包括在大陆的香港人在迟些选举的投票安排呢？是否这方面的措施呢？另外想问为何今日才公布？既然你都说，其实之前已有一系列措施都知道要与北京方面协调，为何拖到今日才公布？会否有一个观感让大众知道，你之后到深圳会见国家主席，有个观感就是好像要得到国家主席的指示或意见后才能推出这份《施政报告》？谢谢。

行政长官：多谢两个问题。第一，正如我刚才所说，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梳理了香港的事务，提出了希望中央支持的措施，绝大部分都是经济为主，有部分是与民生相关──譬如香港现时很多市民、很多企业都希望能够在疫情稳定之后，可以有序、尽快方便人员的往来──主要是经济和民生为主。我不能够很具体透露每一项措施的内容，因为现时内地的有关部委正在研究，不过可以笼统地说，今次的涵盖范围非常广泛。如果大家记得，中央往往在香港面对风险和挑战的时候，都很乐意、很关怀香港地提出一些惠港政策，包括二00三年后的CEPA、自由行；二00八年在金融方面协助我们尽早稳定下来。今次是比较广泛的，范围可以说是涵盖以下几方面：一个方面当然是粤港澳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本身已是一个综合发展，所以很多商贸或专业服务、金融开放，都可以在粤港澳大湾区落实；第二方面是聚焦金融，因为近年香港的金融发展都与内地息息相关，亦希望做到更多互联互通；第三方面是创科发展，这个是新的产业，这届政府大量投资在创科，我们已经见到初步的成效，所以能够透过中央的政策，特别是深港的合作，即深圳和香港的合作，在创科方面应该是大有可为；另外，国家的「十三‧五」规划赋予香港有国际航运中心的角色，所以在航空事业方面亦提出了一些措施。总的来说，这是一系列范围相当广泛的措施。

我并没有拖至今日去宣布任何事。你可以说我是等到今日，因为提出了的措施，有时候可能是书面上可以响应我们，但我自己感觉到中央亦见到香港经历过社会动荡、经历过疫情，现在还在国际间受到一些打击，是需要更大力度去支持香港的经济复苏，所以在考虑之后，在刚刚的周末通知我，不如行政长官亲自带一些官员上来讨论大家可以怎样协调和磋商。今日我第一时间会见立法会主席后，便向大家公布。

今次我前往深圳，按我接获的通知，是做一件事而已，就是出席星期三的庆祝大会，我没有其他活动。

第三，你虽然没有问，我可以在这里说，一年一度行政长官的《施政报告》是属于特区政府内部的事；但当然，尤其是现在随着我们要完善「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以及在经济方面希望能够可以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还有粤港澳大湾区的工作，所以在制作《施政报告》的过程中，有一定的磋商是必不可少，但这不等于整份《施政报告》是要交由中央批准才能够公布。

记者：你好，林太。第一，今日已经是星期一，原定星期三会公布《施政报告》，会否觉得今次押后是太仓卒？其实林太你是否很迟才决定，或很迟才知道要押后？第二，想问《施政报告》对香港民生、市民也是很重要，为甚么不可以先公布，迟些待中央可能有新政策才举行大型记者会公布相关政策？其实政府一直也有这个做法，或者在年中才在大型记者会再谈重要政策，为甚么这次要待中央部委先商讨政策？谢谢。

行政长官：我刚才已经强调，已经在获知会被安排到北京讨论我提出的措施后，第一时间今早约见梁君彦主席通知他。没错，时间比较短，但我已经第一时间做这件事，亦第一时间──现时还是上午──就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大家交代。我要平衡的是，我们想不想有一份更有内涵的《施政报告》，更有机会可以提振香港市民对香港经济可以走出困局的信心。正如刚才我亦响应另一提问，《施政报告》是重要的，近日传媒也在揣测这份《施政报告》会有甚么内容，而我早前亦率先按财政司司长告诉我公众财政的严峻状态，指出今年的《施政报告》是难以再有像过去两、三年大量动用公共开支的措施。大家的聚焦也是提振经济，究竟这份《施政报告》如何可以提振香港经济呢？如果明知道它的最大目的是这样，我亦有一定机会可以争取到一些中央政策支持，令它或许有这个效果，是否一定要如此固执在指定日子宣读《施政报告》，然后令市民失望呢？因为市民听到后会说：你没有增强我们的信心。大家也很担心现时可否走出困局、可否通关、可否做某些事。

我明白这个决定──在两天前做──会引来很多揣测、大家会有些批评，但为了香港好、为了有机会令市民可以重振他们对香港的信心，我愿意承担、愿意作这个决定。但这不等于影响了立法会的议程，我今早已经告诉梁主席，立法会星期三如果可以开会──毕竟是会期的开始──我们的司局长已准备就绪。大家记得，这一年是延续履行职责的一年，所以在上一个会期，即七月中停止会期时，那些未议的事项全部可以继续进行。事实上，我们最少有五条等待恢复二读辩论的草案是可以马上在立法会恢复二读。所以，纯粹为了行政长官一定要在十月十四日宣读《施政报告》，而放弃将《施政报告》更为完整交代香港今日的经济情况和经济前景，我认为我现时作的决定是比较合适的。

其实第二条题目我已经回答了，即市民是否想听到有些关于民生的新政策。这三年来，大家都知道我的做法，民生的事是成熟一项就公布一项，并没有特别扣起一些民生项目放在《施政报告》。如果记得二0一八年六月，我公布一系列的房屋政策，包括居屋的售价和市价脱钩，都不是在《施政报告》做的，而是当我们准备就绪，我便第一时间让市民知道、第一时间令当年出售的居屋可以便宜一些出售；到今年一月公布民生措施，亦不需要等《施政报告》。我可以向大家说，现时社会正等待劳顾会讨论法定假期和公众假期看齐，劳福局稍后──可能是这一、两星期──就会启动有关工作，亦不需要等《施政报告》。所以，权衡轻重，民生的事准备好可以立刻做；如果有，每天都可以做。但经济方面，由于涉及一些中央政策，值得多等一会，希望令《施政报告》为社会带来更大的振奋。

记者：林太，你好。想问你刚才提到其实都是在周末才知道你所说的好消息，这个会否让人看到你变得很被动，因为你本来已经预计在星期三发表《施政报告》，我想你可能有机会已经印刷好。现在突然这样改，会否给人一种感觉现在是「一国」变成一定是重于「两制」？你连发表《施政报告》都要视乎中央最后是否答应你的要求才可以行事，你现在连具体发表日期都说不到。另外，想问，因为你星期三会前往深圳，其实深圳方面有十二位香港人现时被扣留了很久，他们的家人都很担心他们有没有受到酷刑对待。其实你会否藉着这个机会亲自去了解这件事，要求可以安排他们的家人接触这些被捕人士？或者你自己会否亲自去探望他们，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究竟有没有问题？多谢。

行政长官：我先简单响应第二部分，因为每个星期在这里都是问这个问题。这十二名是弃保潜逃、在香港涉嫌犯了刑事罪行──而且是相当严重的刑事罪行──而被我们追究中的人士，他们弃保潜逃想离开香港，在这过程中进入了另一个司法管辖区，亦犯了法，所以要接受当地的法律处理。我不想再评论任何有关他们在这方面的事。

至于「被动」和「主动」，大家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我是非常主动，我看到香港的经济情况受到这么大的冲击，我担心香港的就业情况会进一步恶化，所以我很主动地梳理了一系列政策的建议，希望得到中央的支持。无论是在金融方面的互联互通，或是在创科方面与深圳的共同合作，又或是如何可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这些都是由特区政府、由我本人主动向中央提出。我仍然可以随便选一日公布《施政报告》，但既然我提出了一系列我认为──这个有少许主观成分──我和我的同事认为是对香港经济发展有利的措施，而中央又未有拒绝，即是没有说不接受我的意见，那么是否应该继续推进这些经济的措施，让香港市民和我们的商业、我们的企业可以多一些信心？这是很主动的工作，而中央亦很主动地告诉我，我可以前往再商讨，希望能够争取到至少落实部分的措施。这正正是「一国两制」的精髓──我们在一个国家里面，中央关心香港这个特别行政区是义无反顾的；我们在「两制」之内，由行政长官自己提出而不是按着中央规划告诉我香港经济应该走哪一条路，这正正是「一国两制」的意义所在。希望大家都从这个正面的方向来看。

事实上，社会上对于今日的特区政府、行政长官的言行，往往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感觉；不过，我的宗旨就是以香港最大的利益为依归。我并不太介意有些怎样的感觉，或是对我本人有些甚么看法；最重要的是，香港经历了一个这么困难的一年，现在需要有足够的领导能力来带领香港走出困境。我有这个决心，中央亦愿意给我们支持，这个时候就应该是做好这些工作的时候。多谢大家。

责任编辑：徐涛